郑也夫的博客

    近年来刑讯逼供开始回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倒退。维护人权需要契机，契机就是事件。没有契机绝难唤起大家的注意，没有众人合成的舆论就不可能制衡专政机构。

    谢亚龙事件是契机，而且是绝佳的契机。绝佳正在于他臭名远扬。如果没有名声就引不起大家的关注。那么找个好名声的人不好吗，大家不是更愿意参与吗？不对。各种名声有各种效益，一般而言有好名声就不是最弱者。维权从最弱者开始最有效益。暴政的无法无天可以威胁到刘少奇，但是我们的维权如果从国家主席做起效益最低，因为保护了他不等于可以保护张霖之（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煤炭部长），保护了部长不等于能保护局长和处长，保护了干部不等于能

    我和谢亚龙素不相识，在他任职期间对其工作多次发文公开批评。但从媒体上获悉他在法庭上表达他遭到刑讯逼供，对他陡然而生敬意，觉得他不是稀泥软蛋，敢同不义抗争。

    从情理上判断，我很难想象，一个身陷牢狱之人敢诬告关押审讯他的公安机关。

    刑讯逼供近年来大有回潮之势，这是非人道，是反文明，是无视民心舆论，是开历史的倒车。反对刑讯逼供，应该是超越政见、超越阶层、超越种族的全体公民的共识和追求。如果我们不能借着一个个“倒霉蛋”提供的契机，推动当代中国走出“中世纪”，下一个遭受刑讯的就可能是我们的亲友，乃至我们自己。笔者呼吁，

自按：读者乍读此文会觉突兀。笔者很理解，因为这里刊出的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文章上半部分1月24日挂在我的博客上，特告愿窥全豹的读者。 

    胡小川在我眼中也是一位异人。其父北平城防司令。他本人早年获美国数学博士，却有极好的动手能力。他自己研制的塑料大棚是我见过的水准最高，且成本最低的。三九天他的大棚里没有火，可以在小游泳池里游泳。他70岁生日时我到场，送一联。“心所欲”含七十岁的意思。

        采天光入绿屋，小试身手

 在国内的唱红歌运动中，主要参加者是文革一代人。 

 按说，这代人受文革之害最深，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喜欢红歌，那么留恋红歌的时代？ 

 当然不是。对大多数唱红歌的人而言，那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在红歌声中长大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共同熟悉的歌只有红歌。就连海外民运人士也不能免俗。有时候，海外民运人士聚会，不少人也喜欢唱当年的革命歌曲，唱样板戏，而且还往往是一人唱，众人和－－这看上去很讽刺，一群反共的人却在那里高唱共产党的歌。 

 歌声是和青春相伴随的，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歌多半是青春时代的歌。衣不如新，歌不如旧。人越是上了年纪，恐怕越是喜欢青春时代的歌。再有，唱歌者无不希望获得听众的共鸣，当你唱的歌是大家都熟悉都会唱的，唱的人和听的人都会更来劲更感动更水乳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