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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的博客

活得很高兴的乐观主义者

 
 
 

日志

 
 

万达足球与中国教育  

2012-01-06 21:4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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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斥巨款胁迫足协撤换国家队主教练时,本想写篇文章,一忙碌良机放过,再张嘴必遭“马后炮”之讥。好在还有胜负之外的说辞,它是独立的道理。我以为,万达和足协撤换高洪波,是对中国人的不尊重。如果当时的主教练是个洋人,你们看不上他了,敢撤换吗?辩护者说,和洋教练签有严格的合同,只好按照合同办事。如是,撕毁了与高洪波的合同,就是“不尊重权利”和“不尊重中国人”的双料罪名。而如果与高洪波无合同,足协对中外教练就是两种态度、两套做法,显然在歧视中国人。不仅如此,高洪波下岗前业绩颇佳,如果是好业绩的洋教练遭撕毁合同恐怕就不光是赔钱的问题,开“国际玩笑”是要贻笑世界足坛的。如此对照是不是可以说明,万达和足协有歧视本土人之嫌。

    这事颇耐寻味,不期好戏还在后面。获悉万达又要拿出2亿巨款,送90名儿童去西班牙学球。当然这早有策划,只是刚刚揭锅,不然足协也不会在“炒高”上言听计从。而我以为,这要比临阵换帅更愚蠢和拙劣,它将破坏中国足球人才的生态和筛选。

    高级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这是一个耳顺之年的老教师最爱讲的话。选材要比培养重要的多。你拿鞭子抽打我们去训练,我们也成不了刘翔和姚明。首先是爹妈给了,其次才是训练。不是这块料是练不出来的。智力人才和体育人才都是这个理儿。后者大约比前者更直观,而本质上二者是一样的。为什么是这样?

    换成学术语言来说,就是先天要比后天,基因要比环境,在成就人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无疑这是一场古老的争论。接过了生物学利器的世纪之交的先天论者,可以杀进对方的腹地,拿过对方的证据为自己论证。后天论证曾经屡屡使用的一个论据是,教授的孩子学习好是因为他的环境好,家里坐拥书山,谈笑有鸿儒。但先天论者说,教授的孩子学习好,为什么就不是因为他继承了较多的善于读书的基因呢?而这个案例几乎成为难以分解和澄清的典型,二者都以为牌在自己手中,其实双方手中都有牌。如果先天论者止步于此,他们就不会成为今日之显学。他们找到的一个绝妙的方法是研究和对比在异地成长的同卵双生子(他俩的基因百分之百相同)。此方法之最高成就者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布查德。这些学院派的严肃学者企图以严格的方法透视遗传或曰基因对疾病、智力、性取向、精神障碍、瘾行为、暴力犯罪的影响。斯蒂恩综合了包括11万个研究对象的111项独立研究,作出如下概括:以下二者智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同一个体的两次测试0.9,一起抚养的同卵双生子0.86,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0.72,一起抚养的异卵双生子0.6,分开抚养的异卵双生子0.52,一起抚养的兄弟姐妹0.47,分开抚养的兄弟姐妹0.24。基因与环境的影响力显然都存在。学者们通过两种方法推算智商的“遗传率”。其一是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的相关系数(0.72)。但是尽管分开,仍可能有部分成长环境是近似的,因此他们认为这一指标可能偏高。其二是一起抚养的同卵双生子的智力相关系数减去一起抚养的异卵双生子的相关系数后乘2,结果是: (0.86-0.6)×2=0.52。这一思路是,前者的基因100%相同,后者的基因50%相同,因为都是一起抚养的,所以前者的相关系数减去后者,也就是抵消了相同环境的作用,剩下的是50%的基因的作用,所以还要乘2。综合这两种计算方法,一些学者认为,智商的遗传率为60%,也就是说环境因素在智力中只占40%。有理由认为,基因对体能的影响与智力相仿佛。基因在成才中占了大头,所以忽视选拔、偏重培养将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与培养处在对立一极上的选拔意欲何为?找出不同领域中潜力好的人。大家的平均智商是100,智商上的尖子高达170。各种族的智商小有差异。我对此问题不可探究的“政治正确”大不以为然。如果各种族在身体的诸多指标上都高度一致,种族歧视因何而来,反对种族歧视又有何必要?反对种族歧视的深层道理是,承认差距的存在,但绝不认为这差距有实质意义,况种内的差距一向大于种间差距。你可以不喜欢奥巴马的主张,但你要承认他智商很高吧。同理,各种族的体育潜能也有差距,世界上最善跑的是非洲人,其中最善短跑者是西非人及其后裔,最善中长跑者是东非人及其后裔。平均而言,中国人体能平平。但我们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就是人口巨大。经历了历史上漫长的融合,种族上的纯正其实是没有的,人口数量大也就意味着基因的多样性大。如果智商170者通常为百万分之一,那么在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可能拥有50位,而在中国则可能拥有1300个,在概率上中国还更有可能拥有智商180的人。所以即使中国人中蕴藏短跑天才的概率较低,但人口基数决定了我们中不乏潜在的刘翔。即使中国人平均身高无优势,我们中也有潜在的姚明。中国人最大的财富不是土地和矿藏,而是基因。

于是选拔成为要害。找到潜在尖子的关键是什么?尽可能大面积的选拔。因为城乡差别,因为农村人口较少进入现代测试的视野,做到全民筛选难乎其难。果真至此,我们一定会发现更多的刘翔和姚明。虽尚做不到,但努力追求大面积应该是筛选之关键。

    但难办的是,这从来就不是一场老实、诚信、货真价实的测试和筛选,而是一场博弈。被筛选的一方,在挖空心思,乔装打扮,以求得逞。得逞或意味着进名牌大学,或意味着进国家队,归宿不一,招数略同。招数是什么?非法的招数甚多,此处不论,合法的就是开小灶。满目皆是的重点中小学在忙活什么呢?在服务于望子成龙的父母们。那些孩子真的能够“成龙”吗?见鬼去吧,“龙”是要以基因做基础的。笔者反对重点中小学校的体制。微观而言,它对孩子没有好处,少时的“催肥”能帮助孩子被筛选,但如果他潜能平庸,日后不可能有大出息,完全是瞎忙活。宏观而言,它败坏了一个社会的筛选,演出了劣币逐良币的把戏,大量“催肥少年”取代了潜质优异却“营养欠佳”的少年。如此博弈下的筛选未能让各个领域中的潜能优异者登堂入室,接受栽培。这是最大的误会,是民族的悲哀。一个社会在失去教育公平的时候,一并失去了效率。公平和效率从来不像庸人理解的那样常常分离,它们每每合一。为什么筛选做不到公正,做不到真正的大面积。其中深刻的原因是个体与整体的矛盾,所谓囚徒困境。每个家长都只想着自己的孩子,不考虑整体利益和规则公正,特别是那些有权有钱的家长。于是教育不公正的把戏在中西方同时上演。但曲目还有不同。在西方社会政府该做的几乎都做了,义务教育不交学费,书本白给,管午饭,甚至车接车送,公立学校之间软硬件均等。但是政府没有道理抑制私立学校,人家花自己的钱,没干别的,只是希望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其结局就是巴黎高师培养出的那位寒门出身的老愤青布迪尔所批判的西方社会的炼金术,即教育帮助西方的上等阶级的子弟继续成为上等阶级,且为他们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不是靠世袭,而是靠考进名校——殊不知进名校有私立中学来保驾。布迪尔或许有一个盲点,还不算这些贵族中学开始招收他这样的贫寒子弟了,就是名牌大学中的父子连接现象中有无基因原因,如果有就不尽是他锋芒指向的问题了。中国的教育不公演出的是另一个曲目。权势者和重点中学公然践踏规则——这在西方社会是断然不敢的,一个教室里是两拨人,一拨是凭分录取,另一拨是靠钱权得以享受该校全部待遇的“借读生”——日后到其他中学参加高考,使用了重点学校的条件又不影响人家的高考辉煌。重点中小学和家长的竞争心理是互动的,是鸡与蛋的关系。但当下前者是决定性的,有了它的存在,那个家长敢淡定视之。铲平重点中小学一点都不难。首先靠行政力量和财政力量完成教学硬件和教师工资的均等,然后开始教师在某个城区中的轮转。问题在于权势阶层不愿如此,他们一定要保住这个小灶。他们子女的潜能可能高也可能不高,不高也要凭借小灶的催肥步入名牌大学。小灶败坏了高校的有效选拔。西方社会中不公正的实现是复杂、曲折、符合规则的。中国社会中不公正的实现是简单、赤裸、公然践踏游戏规则。不可将二者等同。

    我们批判过了“小灶”、重点学校,它们扼杀了大面积的有效选拔。他们办的越好,与他人的差距越大,同龄人的大面积的选拔越是不可能。足球在中国的中小学几近灭绝。如果稍微有一点的话,也绝对进入不了筛选者的视野,因为少体校同龄人的足球技艺比他们高强太多了,尽管谁的潜能更好其实难说。在这个本来就狭小的选择范围中,突然来了万达要小灶中再开小灶。其结果是赴西班牙的这帮孩子因为受的足球教育好,很可能在步入青年时挤掉潜能更好的国内少体校中的同龄人。你会说,国内少体校也会有人入选国青队。那些人受的足球教育赶不上西班牙,要靠比赴西班牙者在潜能上高二点才能入选,而潜能高一点者多半就被比下去了。的也就是说,万达迷信培养,不惜进一步压缩日后国家青年队的选拔面。

    万达人一定会说,我们已经或打算做精心的选拔。是百里挑一吗,那又怎样?9千人中挑90人你牛什么,9千人小的很呀。更为关键的是,12岁时的选拔极易选中早熟者,漏掉晚熟者。我从初中一年级(13岁)起就是校田径队成员,初二时(14岁)一年前进不了田径队的两个同学忽然成了短跑尖子,初三时田径队再进新人。如果那时有万达计划,他们是搭不上这趟12岁班车的。单项体育人才,在12岁时尚且看不出日后潜力。而足球是综合性体育人才,要求兼有速度、耐力、灵活性、顽强、霸气、合作精神。除非你迷信这些素质主要都靠培养获得,否则就必须承认在12岁时是看不明白的。

    先天派理论对此做过有力的论证。 “孩子越大环境会有更多的作用的机会,但基因的影响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逐渐消失,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它(基因)更可视为等待自身达到的事情。”(赖特,《基因的力量》,97页)它很像是在等待一个定点列车的到达。“一对愚人父母的孤儿,若在一个双双得到诺贝尔奖的家庭中长大,在学校也许会表现更好,但到了中年可能就只是做一份不要求多少阅读技能或深刻思想的工作。……基因对解释智商的相对差异的贡献从幼儿那里的20%,上升到儿童阶段的40%,再到成年人的60%,而到中年人那里则甚至可能达到80%。……到成年期,智力就像个性:大部分是遗传,小部分是由于个人所独有的环境,极小部分是你所成长的家庭的影响。这是一个反直观的发现,它摧毁了那种认为基因先起作用,培养后起作用的观点。”(里德利,《先天,后天》,95页)。英语词汇develop 对这一道理有绝妙的反映,这个词汇的一个意思是“发展”,另一个是照相显影中的“显露”。“显露”不同于“发展”,它是早就带有,只是时机不到不显身。因为基因的持久作用,找寻尖子——他们对足球,对社会,对人类文明都是最可宝贵的,就绝不可以在少数人身上押宝,拼力给他们开小灶,那恰恰是倒行逆施,而必须是大面积地培养,将筛选置后。俗话说“出水才见两脚泥”、“先胖不算胖”,都是这个道理。见分晓之前的教育相对平等些更好,那才能保证真正的大面积筛选。前述里德利说:这是反直观的发现。很多人更愿意相信眼前的“催肥”。这种看法在国人中有市场,所以万达的倒行逆施能玩得转。笔者是职业搞教育的,不一并揭破万达与中国教育的误区就是失职。

    接着说离开父母的问题。在此万达的举动再次和中国大教育中一个新近的把戏遥向呼应。近年来教育部运作的一件大事是撤校和中心校,即乡村小学因学生减少,撤销该校后学生都合并到中心校去读书,于是这些孩子要么每天跑几十里,要么离开父母寄宿到中心校。我以为,孩子是不可以离开父母的,不得已离开绝对属下策。如果要跑路,请政府买单。以政策设计驱动千千万万孩子离开父母,是对人性和教育的曲解,必将造就很多性格扭曲者。任凭追求怎么的目标,披上何等神圣的外衣,孩子与父母分离都是不妥的。万达不愧是中国社会中的适者,其思路与中国教育管理者高度同构。所以一项倒行逆施,在这里可以顺风顺水。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搞足球是为了什么?以如此方式将中国足球托举到国际竞技舞台上有什么意义?要完成摆脱“东亚病夫”污名之伟业吗?这伟业的完成赖经济之发展,靠奥运金牌是本末倒置。但不管怎样奥运金牌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根稻草的效力,还差足球不成?难道足球上不去我们还是“病夫”不成?说到底足球上不去有什么大不了呢?万达的举动能促进国内足球的开展吗?奥运大把的金牌都没有促进国内群众体育的开展,遑论遥远的西班牙足球之梦。如果矢志于国内足球的普及,大可直接投资到这里。促进学校足球的开展,2亿元多吗?2亿元在中国一线城市的中学中增加不了多少块足球场地。我们城市政治经济的宏大规划中从来就没有中学的操场和体育。好个私营企业家,急政府之所急。一手搞房地产开发,一手抓体育金牌。奥运金牌政府搞的不错,正为足球发愁呢,企业家就来了。我以为此举是一箭双雕:解政府心病,收广告效益。若论及其他,更多的是负作用。

                                                             载于《信睿》201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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