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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的博客

活得很高兴的乐观主义者

 
 
 

日志

 
 

“副产品”是一种视角——就《文明是副产品》答朋友问  

2016-02-11 17:5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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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说“文明是副产品”,那么您怎么看待理性、意识、目的性行为,它们在人类文明的行程中不发生作用吗?人类文明的积累与它们无关吗?

      答:理性、意识和目的性行为当然有它们伟大的功能,乃至可以说没有人类身上所独有的这些素质就没有文明。我认为,当那些有生命力的全新的事物出现后,要靠理性的、目的性行为去加固和完善它们;但是有生命力的全新事物的出现,即文明的“发生”,常常不是目的性行为、不是理性导致的。我说“文明是副产品”是就文明“发生”的意义而言的。古希腊哲人说:我们不能无中生有。没有偶然的、外来的启发,我们很难有全新的想法和目标。如本书所说,没有树皮布,怎么可能有寻求造纸术这一目标呢?不借力,我们能成就小事,成就不了顶级的大事。在借力的过程中,我们成就了此前做不到的事情,并有了完善这一手段的意识和目标。很多新事物是杂交的产物。单靠甲或乙产生不了丙,任凭甲和乙有怎样的理性、意识、目的,而甲与乙的杂交产生了丙。空说这些道理其实容易。本书的旨趣在于,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具体而微地讲述:那些作为文明里程碑的发现和发明,都是副产品。本书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我以为这些微观上的思考是有趣味的,富于挑战的,可以诱发思考和争论的。我说过有两种思想家,一种长于宏观的思考。另一种兼备宏观与微观的思考。我欣赏后者,且努力朝这一方向发展。

问:《文明是副产品》提出来这样一个极不寻常命题:“人类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副产品”造就的,不是有直接用途的那些东西造就的。”您的这个念头是如何产生的,并最终变成了一部社会学著作?

答:这些思想是渐渐形成的。从别人的作品中看到这思想的萌芽,立即对之着迷,故这思想的萌芽在我的头脑中慢慢壮大。虽然形成的过程长达二十年之久,但在写作的两三年中,不断有新的、令自己惊讶的认知。写作过程异常兴奋,是发现之旅。比如,我早就接受一些学者的看法:农业不是理性的、计划的产物,但是“圣米”对农业的决定性的驱动,是我在写作这章时才于读到“圣米”时顿悟。

问:“文明是副产品”的命题还适用于当代吗?现在的人们在做事情时似乎总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最新的科学技术的发明,难道不是为解决某个问题吗,不带有目的性吗?

答:青霉素就是地道的副产品,今天有多少发明的量级高于青霉素。如果说青霉素是近现代的产物,伟哥则是货真价实的当代发明。从古到今,人们都在寻找壮阳的药物。而伟哥不是目的性产物。我们敢想的东西,能够想象到的东西,在“新”的程度上常常量级不够,因为我们深深陷入“既有”的环境和文化中。

问:作为对人类文明起源的另一种思考,您认为“文明是副产品”对“文明的未来”有何启示意义?

答:本书对“文明的未来”,即它未来的模样,不会有任何启示意义。但是在促进人们反省文明、社会及人类自身上,或许有其影响和价值。即削弱人类的傲慢无知,对理性、对计划的过度崇拜。我以为,“副产品”应该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认知视角。

问:您在后记中写到,幸福也是副产品,您反对将“幸福”作为目的来追求,这部分内容后来没有写到书中。那么在您看来,幸福应当如何获得?

答:幸福是副产品,是你心甘情愿地、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一桩事物中的产物。幸福不是目的,更不能直奔主题。你问问那些过的很充实、不空虚、不抑郁、身心健康的人,他们都一直在伺候幸福这一目标吗?

问:读您这本书,感到和其他一些中国学者不同的地方,就是能感受到您作为思考者、写作者的始终存在,甚至能体会到您的思考过程,有一种交流感。但现在很多学者的写作显得过于封闭,仅停留在自己的小圈子内进行对话。您觉得理想的学术研究、学术写作应该是怎样的?

答:你能从我的著作中感到我的存在,我以为是因为我还是个有个性的人。如果没有自以为独到的想法,哪怕是一点点,我是不会动笔的。而如果这本书是人云亦云,你也就不会从中感受到一个思想者的存在。不幸包围我们的大批作品毫无趣味,我判断那些作者在写作时是没有快感的。对他们那可能是一桩有收益的劳动,获得职称、赚取稿费,唯独不是他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我不是这样,我研究和写作是因为我有兴趣,大到选择这个职业,小到写这本书,乃至一篇文章,都是源于兴趣。文章发表前,书籍出版前,我也会和报社、出版社争执报酬,但那是次要的事情,做这事能多些报酬更好,但首先要伺候的是自己的兴趣。如果真的没有报酬,我可能还是会做。因为有内心的好奇和冲动,有从事智力生活的快感,我称之为“内奖”。这回应了你的上一个问题。我没有去追求幸福,我的追求在智力生活中,它给我带来了好的状态;在英语中“好的生存状态”(well-being)就是“幸福”。我当年是知青中的牢骚大王,发的牢骚非常精致。作了学者后写时评、杂文,动力和当年的牢骚并无二致。当年发牢骚有报酬吗?是义气所至,所谓人活了一口气。顶级数学家重视的是小圈子中的对话,因为众生读不懂。多数社会科学家只为小圈子写作,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问:说说您的写作过程。

答:从退休就开始写作这本书,写了近三年。其中“文字的起源”干了8个月。这章的参考书目中有61本书。我过手的书如果没有价值,不会进入我著作中的参考书目。就是说,为写这章过手了大约150本书,不算多。难度在于,这题目对于我是全新的。干的相当艰苦,当然也乐在其中。完稿后请李零挑毛病,得到他的好评,我乐坏了。他是专家,我是票友啊。可以说,累的伤筋动骨。我的短板是眼睛,尤其怕多看电脑。最后两章是用笔写在纸上,请学生听我阅读敲进电脑,我再修改。阿弥陀佛,好歹干完了。

问:这些年来您出了不少书,虽然退休了但思考和写作一直没有停止,动力是什么?今后有什么写作计划?

    答:我的动力有两个支点:对社会正义的关怀,对历史演化路径的好奇。我觉得,缺其一,就算不上动力充沛。但是我身体有短板,就是眼睛。乃至完成此书后,暂时不敢有什么大的计划。而我知道,多年来我的大块时间是经读书和写作来打发的。不能读写,要患抑郁症的。寻找替代,是我当下的难题。

问:能否描述一下您现在的日常生活?

答:除了读书写作,曾经有两大爱好,体育和吹牛。年龄的关系,很多体育项目干不了了。只剩下游泳,每天半小时。吹牛虽天上地下,云山雾罩,还是和阅读、思考、解释社会历史关联的。还有,就是隔三差五,依赖“毒品”的刺激,转移心思,松弛神经。我的“毒品”就是看体育比赛。我涉毒颇深,写过几十万字的体育评论。

问:看到一篇报道说您“一直在愤怒”,也看到您这些年写了很多针砭时弊的文章。但现在很多人见怪不怪,已经不“愤怒”了,您怎么看“愤怒”的力量?

    答:感觉比理智来得快,它是理性的先导。你如果闻不到味,就当不了好厨师。你如果感受不到那道色彩的别致,就不可能是好摄影家。同理,如果你对荒诞的社会现象已经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是不适合做社会学的。作为个人这没什么,你可以做别的事情,就像味觉不灵不做厨师好了。但对社会而言,太多的人见怪不怪,逆来顺受,是不太美妙的,谁来推动社会改良?没有社会压力,管理者凭什么要自找苦吃,改弦更张?我对不公正有特殊的敏感,且按耐不住,这是我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优势。

问:您之前一直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现在全面开放二孩了,您对这个政策是不是感到比较满意?

答:我不是一个这么容易就对政策满意的人。好的政策制定者和好厨师一样,需要挑剔者的批评。我觉得政策的变更来的太晚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有误的政策为什么迟迟得不到修正?我们政策的调整一向是过于缓慢的,其中必有决策机制的原因。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决策中没有纠偏机制。围棋选手说:围棋比赛就是比谁少犯错误。现代国家间的竞争在相当程度上是比较纠偏的能力。另一方面,独子政策造成的两个后果,不会随着开放二孩而终结。其一,独子的一代性格的缺陷,缺乏自立,拙于交往与合作。其二,我们几十年来的独子养育方式,古今中外前所未有,它极大地催化了中国社会中的消费主义。我们民族数千年形成的节俭风尚荡然无存。这些既定事实是必须正视和医治的。

问:您认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答:对社会问题,做出比常人更深入的思考,并坦率地表达出来。你这么做已然上了瘾是最好不过的。那就将社会责任、职业道德和个人兴趣,融合一体了。此时利他和利己是分不清的。

                  (载于《南方周末》2016211;郑也夫著:《文明是副产品》,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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