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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的博客

活得很高兴的乐观主义者

 
 
 

日志

 
 

就新作《文明是副产品》答记者  

2016-02-23 09:3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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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代价论》出版于1995 4 月,写作始于1991 年;《信任论》完稿于1999 年,初版于2001 年;《文明是副产品》则是您2015年的新作。三部作品跨越了20余年,此次为何会集合出版?三部作品是否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不同时期的“郑也夫”?

郑也夫:集结出书是出版社的意思。旧作能重印我当然高兴,故一拍即合。如果说理路上的关系,《代价论》《后物欲时代的来临》《文明是副产品》是一路货。《代价论》是批判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思想与实践,《后物欲时代的来临》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文明是副产品》则是讨论人类文明。三书在研讨对象上逐级递进,在论述风格上一以贯之,堪称郑也夫讨论文明的三部曲。当然这三部曲不是计划的产物,是不知不觉走出来的。别说青年时代,壮岁时我都是讨厌体系的,更不要说自己主动炮制体系。《后物欲时代的来临》是我的重要著作,其价值还未被社会充分理解。

记者:两部旧作《代价论》和《信任论》,一部写于20多年前,一部写于10几年前,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和观点,是否仍可以作为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钥匙?

郑也夫:同我刚说过的三部曲对照的是我的另外两本书:《信任论》《吾国教育病理》。这两本书是针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前三本则是属于思想层面的东西。当然即使讨论社会问题,我也只能走我擅长的理论的路子。加上年岁的关系,它们都不是经验研究。能给读者一些启发,帮助它们认识信任和教育,敝人就很满足了。

记者:我们一直以为,文明总有一个坚固的起点可以供我们回溯。但老师的新作《文明是副产品》提出来这样一个命题:“人类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副产品”造就的,不是有直接用途的那些东西造就的。”您是如何产生这样的念头的?并让这个念头最终变成了一部社会学著作?

郑也夫:这些思想是渐渐形成的。虽然形成的过程很有些时日,但是在写作的两三年中,不断有新的、令自己惊讶的认知。写作过程异常兴奋,是发现之旅。比如,我早就接受一些学者的看法:农业不是理性的、计划的产物,但是“圣米”对农业的决定性的驱动,是我在写作这章时才于读到“圣米”时顿悟。

记者:作为对人类文明起源的另一种思考,您认为“文明是副产品”对“文明的未来”有何启示意义?

郑也夫:本书对“文明的未来”,即它未来的模样,不会有任何启示意义。但是在促进人们反省文明和自身上或许有微弱的影响。即消弱人类的傲慢无知,对理性、对计划的过度崇拜。

记者:郑老师曾因不满时下学术空气,不断跳槽,先后在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供职,甚至在央视任职。但好像任何一处,都无法让您满意。老师认为,中国当下之学术空气,比您经常跳槽的几十年前,是否有变化?是变好了,还是变得更坏了?

郑也夫:应该是更糟糕了。行政化导致大学一潭死水,学术腐败促进文化垃圾的大肆制造。此种局面只能依赖少许有个性的、不驯顺的学者去冲决、突破,而下一代似乎更犬儒,我说“更”字就是承认我们这一代也是犬儒,因独子国策的作用下一代缺乏个性的特征更烈。看不到有个性的人,怎么能看到制度的改变呢。我在央视是“野狗”,看到婆婆管的这么紧,就洗手不干了。我只能作个体的智力劳动者,这是逃避体制禁锢的最佳选择。

记者:老师虽然换过多个职业,但研究社会学却从未变过。这个让大众既熟悉又陌生的学科,对社会的最大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让老师得以一直坚持至今的动力又是什么?

郑也夫:我做过八年半知青,六年的苦力,两年半的教师。自1982年开始做研究工作以后,换过四个单位。当然,也可以说换过职业,1982年—1999年在社科院工作,1999年—2013年退休前在大学任教。二者毕竟不同。我不断跳槽,是因为对单位的不满,必须用脚来表态。但是一个单位就比另一个单位好多少吗,谈不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吗。但是大的选择是对头的,就是离开社科院进入大学,可惜在社科院滞留的太久了,去大学太晚了。逃离社科院是因为职称评选上的不公正。它要是公正就麻烦了,我有可能不进大学了。我是社会学家吗?社会学界外的人士当然会这么看待我,社会学内部却颇有些人不认为我是社会学家。我虽然认为他们眼界狭窄,但是质疑我是社会学家并非完全不靠谱。我是使用八般武器的人: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哲学、史学,等等。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是哪个学科的人,甚至宁愿作盲流,不愿作专家。我坚持的不是哪个学科,坚持的是智力生活,是一个怀疑论者的思考。坚持的动力是什么?是乐趣,是还能想得动。想不动,乐趣也将消减。我记得从电视看到记者对象棋泰斗胡荣华的采访,记者问:现在还摆谱研究吗?胡说:不摆。问:为什么?答:想不动。我听后深深的感动。他是处在象棋巅峰的人,一辈子思考棋理,能想的都想过,又这把年纪了。我在社会科学界的段位比胡大帅在棋界的段位要低,当然这段位是我自己的评价,我无视职务、头衔和官方荣誉。我年岁也比胡大师轻,好像还没有穷尽自己的思想潜力。当然也可能已经没有潜力了,只是自己不知觉。反正写作《文明是副产品》的时候还有深入思考的能力。有乐趣,想得动,这二者是互为因果的。无乐趣想什么,想不动谈何乐趣。因为有这二者,所以有动力。你可能会问:动力中没有社会关怀吗?怎么可能呢,它决定了我智力生活的取向:不是物理和数理,而是社会和历史。但如果没有思想的兴趣和能力,只有社会关怀,就只能做和说,不能深入地想。毕竟我的角色不是活动家,是思想者。

                                    (载于《深圳晚报》,201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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